三年前，范易谋就任亚太区总裁时，他把达能亚太区总部从新加坡搬到了上海。在搬到上海的同时，他取了这个中国名字，刻了一个篆体印章，拒绝了高档的国际公寓，搬进一个有些破旧的上海弄堂。他说他喜欢住在中国人旁边的感觉，他相信这样会使他尽快的融入中国，了解中国人，以帮助达能的业务在中国更快的扩张。当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中国的土地之时，他肯定想不到，三年后他自己会卷入一场空前的商业纠纷中，并成为中国商界最知名的外国人之一。

　　范易谋说自己每天都喝“碧悠”，唱这种酸奶的目的不仅是安抚肠胃，对范易谋而言，重要的是它源于法国，制造于中国。

　　在宗庆后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摒弃达能的时候，范易谋的确有些迷茫和憔悴。在与记者的数次见面中，他不止一次的重复，达能从未打算夺走娃哈哈，它永远是中国人的品牌。

　　实际上，瘦削的范易谋并不像外界看起来的那样无力。42岁的他在达能集团里位高权重，是公司的智囊和核心之一。

　　据记者的观察，平日里，范易谋性格低调，沉默寡言。即便有一次被娃哈哈前来示威的老员工围堵于酒店门前，致使达能的新闻发布会推迟了半个小时。他也仅是对等待的记者轻轻的说了声抱歉，解释原委时无半点怒色。“生活每天都会变化，都会遇到难题，这就是生活。”

　　在宗庆后和下属的眼里，范易谋是个作风懒散，一天只工作8个小时，下午5点以后不知何处去的“法国没落贵族”。而在范易谋的同事眼中，范易谋每天只睡4个小时左右，早上6点开始上班，晚上通常要加班到12点以后，期间常常用一瓶牛奶加达能饼干应付。

　　2007年夏天某个炎热的下午，处于风暴眼的范易谋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，他显得有些疲惫，消瘦的面孔上黑眼圈更为明显。虽然很认真地倾听着记者的提问，但多少可以感觉到他对这种访问的排斥。在记者提问的间隙，他时常一个人在白纸上涂着黑白格子，那是一幅国际象棋的棋盘。

　　据说范易谋喜欢下国际象棋，而且赢多输少。

　　如今，他辞去合资公司董事长这一虚职是否是先让一子？

　　未来能否避免双输的结局？这个法国人显然还需要更长远的布局。

　　记者：在中国两年多来没能很好地掌握中文，这是否影响了你对中国的理解？

　　范易谋：因为我要负责全球的工作，时间和精力不允许我来学习中文。我也觉得很遗憾没有办法用中文和旁边的同事沟通。事实上，我深信思维方式和语言密切相关。像“达能”这个品牌，在中文当中的意义比单纯作为一个西方的达能品牌更加重要。

　　记者：与昔日的合作伙伴对簿公堂会不会影响达能以后在中国的投资？

　　范易谋：这不会对我们未来的投资造成影响。因为娃哈哈的事件主要是和某一个人的态度密切相关的。早在我们和娃哈哈合作之前，达能就已经来到了中国。我们还是认为中国的市场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投资市场，我们相信中国的政府以及中国的有关管理部门会确保以规则来取胜。

　　记者：反思和娃哈哈的纠纷，现在想一想，你有没有觉得当时选择宗庆后是选错人了？

　　范易谋：不，我不这样认为。如果我们看过去十年合作历程的话，我们和宗先生共同合作，白手起家，把一个企业打造成现在中国一个领先的饮料企业，这是我们共同的成就。如果没有宗先生，这个成就是不会获得的，所以对过去十年的合作，我们没有任何的遗憾和后悔，但是对过去的一年当中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遗憾。

　　记者：这次和娃哈哈纠纷过程中，你感受比较深的是什么？

　　范易谋：这个事件让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对于商业共识的坚持。我们达能集团在全世界40个国家都开展了业务，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做法，中国也是如此，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能够在什么是信任、什么是商业信誉方面达成共识。

　　尽管现在启动了非常复杂的法律程序，也展开了争论，甚至出现了对个人的攻击，但是我认为在这一切的背后，最终我们还是得遵守最基本的原则。因为这些才是我们开展合作的最最根本的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