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创建和谐中国、和谐世界的今天，创建和谐的竞合关系，是华为面临的一个新课题。

 
（一）竞争VS合作，“利益”说了算

 
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解释中国的“破冰之旅”时，曾引用了一句格言：“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”其实，国家与国家之间就是这样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。与谁为敌，与谁为友，是依据国家的现实与长远的利益来决定的，而且，要因时而异、因势而异、因事而异。

 
企业之间的关系，特别是同行之间的关系，也是如此。其实，竞争也罢，合作也罢，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，获得更大的市场利益。

 
创业初期，华为没有独立的研发能力，所以必须和西方巨头进行战略合作。那时，华为对外合作的主要目的是获得西方巨头的技术以及核心器件。华为很早就和TI、惠普、IBM、摩托罗拉等公司建立了联合实验室。这些实验室不仅为华为引进西方巨头的技术和器件提供了保证，促进了华为技术的整体进步，而且成为华为进行市场推广的一种宣传题材。

 
当华为的独立研发能力在某一领域成熟之后，华为与国外同行的合作就变成了“输出技术”。华为从2002年开始与摩托罗拉的合作就是这样，后者以OEM的方式购买华为开发的产品和技术，以补充产品线和降低居高不下的研发成本。2006年上半年，合作又进一步升级，双方共同投资、创建了联合研发中心。看来双方从战略合作中确实尝到了甜头，因而进一步扩大了合作范围。当然，这个决策是基于双方的市场利益而确定的。

 
李一男的港湾公司成立之后，华为成立了专门的机构“打港办”，去封杀脱胎于华为的竞争对手，这甚至成为华为的一项“政治任务”。但是，2006年6月，双方的“大战”却是以“华为收购港湾产品线与核心团队”这样一种战略合作的方式宣告终结。李一男又回到华为，再次担任华为的CTO。而决定是竞争还是合作的，仍是双方股东的核心利益。

 
众所周知，华为国内外市场的一个主要“死敌”，就是中兴通讯。这对被誉为“深圳双子星”的企业，不论是国内市场，还是国外市场，都是它们厮杀的战场。它们之间的互动，更多的是竞争，甚至是恶性竞争。但是，即使如此，它们也有合作的时候。它们曾一起呼吁国家出台更多的行业支持政策，比如出口信贷的“增大盘子”与“降低门槛”；比如呼吁国家继续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出口退税政策，缩短退税操作周期；比如它们协调行动争取国家清理450M的无线电频段，批准CDMA450的规划；又比如它们一起与大唐、普天集团等国内外通信企业，组成中国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-SCDMA的产业联盟，促进国家信息产业部早日发放3G牌照。这些都是华为、中兴之间为数不多，但是非常重要的合作。决定它们合作的唯一因素，还是彼此的市场利益。

 
合作不能取代竞争，这是彼此的市场利益所决定的。当国家批准了“出口信贷的盘子”后，它们就要为谁能够分得更大的份额而竞争，而且是不遗余力的。如果信息产业部真的把CDMA450M开放，那么，它们也会像在国外市场上一样，在中国市场上，斗一个“不亦乐乎”。虽然都是TD产业联盟的成员企业，但是，谁能够获得更大的份额，还是要通过市场竞争来确定的。所以，尽管中国3G还没有正式发放牌照，但TD的商用测试大战已经充满硝烟味道。

 
如果有一天，华为真的收购了中兴的股权，控股后者，那么，你一定不要感到奇怪，因为这种形式上的战略合作，不过是企业竞争的一种手段而已，因为被对手收购已成为激烈竞争的一种结局。

 
（二）生态链友好，竞合互动中的新追求

 
华为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快速、强势崛起，在产业链条上拥有的强势地位，以及在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内的主导者地位，导致西方巨头的迅速衰退，甚至破产、合并、裁员，也造成国内竞争对手的相对劣势，甚至消亡，比如巨龙通信。华为对待中兴、港湾的竞争策略，给业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还有，华为对创业和辞职高管的“同业竞止”条款，以及对他们择业方面更苛刻的限制，也给外界以及员工留下了负面的影响。我认为，华为应该把追求和谐的生态环境，作为竞合互动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目标。这不仅是商业道德的要求，也是符合华为长远利益的美好祝愿。因为，如果有朝一日，华为周围到处都是充满“仇恨”和“敌意”的对手，那么，华为胜利之日，也会变成衰败之时。